三一八一直把我的記憶盒裡的東西掏出來，當初我衣服都還沒有換就衝去議場，在裡面睡了三天。
　
在這場運動裡，我們原住民族的參與者，一直希望讓大家知道，如今你們體會到「黑箱」的感受，但我們原住民早就被「服貿」了四百年。
　
在這過程中，我卻感受到一些微妙的變化，議場裡逐漸形成一個社會化的關係，開始有決策中心，開始有核心小組，開始產生邊緣的團體，例如說賤民解放區。
　
我們的願望是，有沒有可能讓我們原住民的聲音，在一次一次的短講中被知道，因為壹電視當時是24小時直播的。結果似乎，有一些人決定不要讓服貿議題失焦。當時我就覺得：我在這裡幹嘛？我在裡面一直覺得被電到，三天帶著緊繃的情緒，又有階級的產生，那我們原住民的位子在哪裡？
　
所以我們一群青年決定衝出來！在善導寺旁邊另闢戰場，至少，那裡有很多人走動，我們一天、兩天、三天不斷地發聲，還有原運中生代在紅綠燈喊著口號，說：「祖靈憤怒了！」
　
我們在任何一個場域，不管台灣、不管國際，為自己的議題發聲，但我們被主流媒體看見的機率是那樣少。當我被提名時代力量不分區第一名，發現有那麼多鎂光燈的時候，我真的覺得很心酸。為什麼只有在這樣的時候，才有人在乎？
　
我們必須堅持，在台灣這塊土地上，我們仍擁有這塊土地的主權，我們沒有讓步。不管每一個人是什麼角色，不管在立法院、在學校；我們要勇於為自己的主權衝撞，這樣別人才聽得到我們的聲音。即使是補正《公投法》，或者核廢料最終處置場的公投，坦白說，我們2%的原住民，怎麼跟多數人玩？所以我堅持要把「侵害、限制原住民族權益者，須經過原住民族或部落知情同意」放在最重要的第一條位置。
　
我背後有非常多支持的力量，因此，我會站在我這個位子，不管在立法院，不管在黨團裡面，我會站在原住民主體意識與主權的角度，盡力去爭取。
　
三一八曾經讓特定議題被大眾與政府注意，然而對原住民而言，仍有眾多課題尚待解決。譬如說「部落共管機制」，當初國家公園的共管辦法，主導權卻一直都在國家，我很感冒，主權應該放在我們部落身上；例如說「獵人狩獵權」的問題，為什麼獵人不是種「專業」？為什麼「獵人」不可以變成一個學科？高教是不是應該有「原住民族技能」的相關認證？獵人之於生態保護，也可以在一個重要的位置。
　
再來，蘭嶼核廢料是最爭議的案例，2002年曾有核廢料遷場的委員會，但後來《選址條例》通過，遷場與選址兩個議題就綁在一起。應該要處理的是蘭嶼土地上發生的不正義，為什麼選址的責任還要由作為被害者的達悟人來承擔？蘭嶼核廢料的遷出，是轉型正義的問題，我認為針對蘭嶼的轉型正義制定「特別條例」，是迫切的，也能成為其他轉型正義處理的典範。
　
我一直有一個夢想，就是去年在處理修憲的議題的時候，我每一次在部落修憲的座談，都會提到一件事，我希望每個台灣人，人手都有一本《原住民族基本法》，就好像憲法一樣；因為每個人都必須了解原住民族的權利。
　
懂得自己的權利很重要，每個人都要回到部落，告訴你的族人，你的權利是什麼！因為法律不會保障，讓自己的權利睡著的人。
　
我們為什麼爭取部落公法人這麼久？最主要的是，如果沒有一個這麼小的單位，能夠自主自治去運作，我們又如何期待，未來我們可以有一個自治區？可以讓自己的權利被自己把持？我們要讓這些東西自己長起來，而不是讓精英、讓主流社會，為我們做決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