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該上路執行的《跟蹤騷擾防制法》別再拖 讓法規真正保護被害人 阻止下一個悲劇發生

新聞與聲明

去年,台南發生馬來西亞籍女大生,遭到歹徒尾隨並強擄性侵後殺害的案件;今年,屏東又有女店員遭客戶跟蹤,並同樣遭到擄走殺害。一連串失控的案例,都顯示當前法規的不足,以及政府對於跟蹤騷擾行為的縱容。

自從 2015 年第一部《跟蹤騷擾防制法》草案提出之後,至今,已躺在立法院超過 6 年。然而在第十屆的跟騷法,在歷經委員會審查及兩度院長召開協商後,仍被執政黨及相關部會以行政能量及人力不足而反對。每當類似事件一發生,政府便歸咎於社會安全網的漏洞,然而當談到相關修法時,卻又進度牛步。

今天,時代力量三位委員邀請現代婦女基金會與民間司法改革基金會,共同召開「被害保護不能漏,跟騷防治要補洞」記者會,呼籲執政黨及行政機關,從被害人的需求和社會安全網的完備來考量《跟蹤騷擾防制法》的立法。

立法委員 陳椒華在記者會中提到,政院版跟騷法草案第 3 條,將「跟蹤騷擾行為」,增加「與性或性別有關」的限制,這樣的規範不僅在世界各國立法例上十分罕見,在警政及司法實務上,更將涉及難以證明的行為人主觀因素,也可能造成被害人舉證上的困難。

根據現代婦女基金會 2018 年調查,有 57% 的科技跟蹤者屬於「陌生人」或「不知道是誰」,根本無從了解跟蹤者的動機為何,若要求第一線員警執法時要判斷「與性或性別有關」,必將因為難以判斷而無法執法,反而造成人身安全保護的缺口。

王婉諭委員則指出,根據依據政院版草案第 5 條規定,不論跟騷行為危害的程度,被害人必須在警察機關已對跟騷行為人為書面告誡,且書面告誡兩年內仍有跟騷行為的前提下,才能聲請保護令。

然而,在實務上,被害人可能已經在獨自忍受一段時間後,忍無可忍之際才尋求公權力保護,此時若還要等警方先書面告誡後、且要行為人再次有相關跟蹤行為,才能向法院聲請強制力更高的保護令,只能說是徒留讓行為人更有機會加害的空窗期。王婉諭委員認為,不應該強求所有跟騷狀況下都要先有書面告誡,才能聲請保護令,如果當被害人有受跟蹤騷擾行為之急迫危險時,至少要和家暴法一樣,讓檢察官、警察機關或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得聲請緊急保護令。

邱顯智委員提到,書面告誡是行政院版本草案中,申請保護令的前提條件,因此,被害人能否對書面告誡進行救濟,以及救濟程序的擬定,將對被害人權益有重大影響,必須要有明文規定。

在時代力量版本的《跟蹤騷擾防制法》中,就有規定被害人及行為人得於書面告誡或不核發之通知送達之翌日起 30 日內,以書狀述明理由,經原處分之警察機關向警察機關所在地之法院聲明異議。若行政機關和多數黨堅持要採取行政院版本的架構,也應在政院版第 4 條的最後增列相關規定,給予當事人更多保障。

時代力量強調,跟騷行為大多都是從較輕微狀態演變到具有傷害性的連續過程,因此大家最在意的,是公權力能否即早介入並發揮制止的效果。目前,行政院版草案僅將書面告誡視為保護令的前置條件,違反告誡並沒有任何效果,是否能有效制止跟騷行為讓人相當擔憂。此外,我們認為,書面告誡和緊急保護令不應該是一個前後的關係,而應該是一個針對不同的跟騷情狀和危害,給予不同強度的公權力的介入的雙軌制度。

《跟蹤騷擾防制法》有望在本週五三讀通過,邁入立法程序的最後一哩路,時代力量呼籲政府,台灣應該要催生一套真正能保護被害人的跟騷法,讓被害人不必再擔心受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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